在历史书中，对于周文王的记载是非常有限的，人们只能从书中得知周文王是一个对于灭商起着关键作用的人物。

他不仅奠定了灭商的所有关键节点，而且对于周国后来取得战略优势也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。

而在《封神演义》中，周文王却被描述为一个忠于纣王的愚忠之臣。

(资料图)

因此，周文王究竟有没有背叛纣王，这成为了很多文人墨客争议的话题。

时至今日，人们对于周文王的评价又有了翻天覆地的改变，这样的变化来自于一批战国时期遗留的竹简，竹简上的五个字，揭示了周文王在当时真正的身份。

封神演义中的周文王

《封神演义》虽说是一部艺术作品，但是艺术作品往往来源于实际，同时更是现实的升华。

其中“商虽无道，吾乃臣子，必当恪守其职，毋得僭越”就是周文王姬昌对自己所说的话。

即使统治者的做法毫无人道可言，但自己身为人臣，就必须恪尽职守，不应该做出僭越的事情。

从这一点来看，周文王可以称得上是一个“至忠”的形象，既忠于自己的君王，也忠于商朝。

艺术作品之所以是艺术作品，在于他们经常把一件普通的历史事件进行较为夸张地渲染，以此来突出人物的性格。

而且大部分文学作品的渲染都是在史实的基础上进行的。

然而，当现代人发现了战国时期的竹简时，才证实了《封神演义》所描述的周文王并非当时真实的周文王。

真实的周文王，是一个“受命称王”的“反臣”。

古人对于“文王受命称王”的争议

只要是史书提及较少的历史人物，就总会引起后世人发挥无限的想象空间。

文人墨客对于历史人物的评价往往夹杂着他们所处时代的思想主流，具有很强的主观性。

在司马迁的《史记》中，就曾记录周文王是在晚年称王的，一直到汉唐时期，都没有学者提出过异议。

而自唐宋开始，许多文人志士就对周文王是否“受命称王”的问题争论不休，并且各抒己见。

在唐朝时期，就有儒家学者认为周文王称王的理论是“反经非圣”，更有张守节在《史记正义》中对周文王称王的事件表示质疑。

但在唐朝时期的这种质疑，相对于宋朝是比较轻微的。

到了大力发展儒学的宋朝，则直接认为“周文王称王”的事件是无稽之谈，文人欧阳修更是指出此历史事件为“妄说”，认为是司马迁记录错误或是史记遭到了后人的篡改。

由此可见，从唐朝到清朝的儒家学者，基本都一致认为周文王是个忠于君王的臣子，与“反臣”二字无关。

其实，之所以提出异议的都是儒家学者，是因为他们所崇尚的“忠君”之道与此事件相违背。

受主流文化的影响，他们便发表了他们对这个事件的不同看法。

一般来说，一个历史事件发生的时间越早，就越容易遭到后人的篡改，甚至还会因为统治者的主观因素而进行修改。

毕竟，“历史都是由胜利者书写的”，后世人想要判断“周文王称王”这个事件是否真实，不仅仅要从名著典籍中寻找，而且还要依靠真实出土的文物。

古人在书写历史时不论多么主观，遗留下来的文物都是会给出客观的答案的。

战国竹简“揭真相”

2008年，一个清华学子在外国学习时发现了一批中国战国时期遗留下来的2500枚竹简，于是他便拍下了这批竹简并带回了清华，这批竹简被后来的人们称为“清华简”，其真正的历史价值难以估量。

其中，一块竹简上的五个大字，使得“周文王称王”的事件一锤定音。

清华简中的《保训》，是周文王的临终遗训，主要传播了他一生非常认同的“中道”和“阴阳和谐”的思想。

但这个临终遗训开篇的内容，才是让学者无比兴奋的，其中，“隹王五十年”这五个大字，直接成为了“周文王称王”的关键性证据。

结合当时的史实再加上这五个字的内容，可以明确的是：周文王不仅不是《封神演义》中的忠臣形象，而且他还是在商纣王在位时称王的，他确实是一个背叛了商纣王的“反臣”。

虽然人们可以从“隹王五十年”中确定周文王称王的事实，但却无法确定他是何时称王的，唯一的信息，只有“五十年”这三个字。

为此，对于周文王何时称王的问题又引发了一次激烈的讨论。

有人认为：周文王姬昌是在晚年称王的，所以写下的遗训是为了记录他称王时的年岁。

也有人却认为：这“五十年”指的就是周文王称王的时间，他在位五十年。对比这两种说法，前者确实比较合理一些。

如若周文王真的称王五十年之久，那么世人之前对于商周历史的认知就都是错误的，一切就需要“推翻”重来了。

现在，由于没有明确证据可以解释这一切，因此人们认为前者的可能性是相对较大的。

“历史都是当代史”这句话在现在看来颇为精妙，就像唐朝以后的学者都质疑“周文王称王”的真实性一样。

他们只不过都是为了维护当时的封建制度和主流思想，才会将自己所“优化过”的历史变成了“历史的真相”。

由此可见，想要揭开历史谜团的真相，往往需要的是不会自动“优化”的证据。

小结

“已有的事，后必再有，已行的事，后必再行”历史只不过是一个不断轮回重复的过程。

若想要知道历史的真相，不能只从史书上了解，而要在充分地了解人性之后，根据当时遗留下来的客观“物件”来进行全面地认识和判断。

就像确定“周文王称王”的事件一般，背叛纣王只是人性使然，而“实锤”此事，靠的还是那些不会“说谎”的竹简。